抱病北上求统一
北京政变后，孙中山感到曹吴倒台，废帝被逐，确实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。他本着和平统一全国的初衷，认为，根本之图，尤在速谋统一，以从事建设，庶几分崩离析之局，得以收拾，长治久安之策得以实施，孙中山是反直三角同盟中一员，段、张先后邀请他北上讨论时局问题，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也电请他北上主持国事，又派马伯援持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。因此，他权衡轻重，决定即日北上，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。他任命胡汉民留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，以谭延恺为北伐联军总司令，主持北伐。
11月13日，孙中山偕宋庆龄以及随行人员汪精卫、李烈钧、陈友仁、邵元冲等30多人，乘永丰舰离粤。抵香港后，改乘日本邮船春阳丸号赴上海。
孙中山行前决定于黄埔视察。当他莅临黄埔军校时，学校全体师生列队欢迎于校门外码头。军舰至时，军乐大作，蒋介石登舰恭迎。而后，于校内巡视一周，又参观了1、2期学生演习。看毕，一番称赞后谓蒋氏道：“余此次赴京，异常危险，能否归来，尚不一定。”言罢又叹道：“余年已59岁，虽死亦安心矣。”
蒋氏听罢，为之愕然，遂道：“先生何出此不祥之语？”
孙中山平静答道：“此为余盖所感而言也。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，努力奋斗如此，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，实行吾之主义。凡人总有一死。”稍停又道：“若2、3年前余即不能死，今有学生诸君，可完成吾未竟之志，则可以死矣！”又道：“此次北上，无论成败，决不回来，革命大任，要黄埔同志负之。”
蒋氏听到孙中山又提到死，心中愈加不快。不想此次北行，“预感”竟成事实。
当天，蒋氏于校内设宴相送。宴会之后，已抵黄昏，孙中山遂登舰在俄国兵舰护卫下，离黄埔往香港。不想与蒋氏此次之别，竟为最后一面。
时随孙中山北上者有汪兆铭、陈友仁、韦玉、邵元冲、朱和中、黄昌毂、陈耀祖、张乃恭、喻毓西、赵超、邓彦华、马湘、黄惠龙、吴雅宽等。
17日晨，孙中山一行抵沪，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登上“春阳丸”，谒见孙中山。时中山面呈苍白，似很疲倦，然其听了马伯援的人远心近之语，表示甚喜。
到吴湘口欢迎的还有于右任、石青阳、戴传贤、杨庶堪、宋子文、蒋作宾及段祺瑞的代表光云锦、齐燮元的代表凌铁庵等20余人。此外于码头上欢迎尚有万余人。中山先生上岸时，叶楚伧率众高呼“中国国民党万岁”等口号。中山先生向众微笑，颔首示意。乘汽车至莫里哀路29号本宅内休息。
欢迎群众又拥至孙中山的寓所。时他已重病在身，不忍辜负群众、仍支持立于门外小凳上挥手答谢，过了若干分钟，才在警卫恳求下，向群众颔首并挥手告别，回客厅休息。英方的《字林西报》，美方的《大陆报》都发表文章对孙中山刁难指责，法租界巡捕亦对欢迎孙中山的队伍加以阻拦。孙中山对各帝国主义之行径，甚为愤慨。当即招待新闻界，发表声明，谓其此次北上是以诚意谋求和平统一。并发表书面谈话，道：
“余关于时局之意见及国民党政策，当由粤起程之际，已经发表，无庸再赘。《字西林报》社论主张拒绝余入上海租界，从外人而为此言，殊属不合。上海为中国领土，吾人分明是主人翁，彼等不过吾人之客也，余对之当采取坚决手段，现已有此觉悟，今也已达到彻底废除一切在华外国租界之时代，吾人为贯彻此目的，不惜一切之努力，中国国民已不能忍受外侨在中国领土内之跋扈矣。又外国报纸中有谓余在北方时局定安之前，暂在此观望形势，中止北上者，此言殊谬，盖时局不定，余北上始有意义。关于天津领袖会议之内容，余尚未接到段芝泉之报告，万事俟余抵津后再行协议。”
时上海不少人劝孙中山最好不要北上，谓北上凶险。孙中山道：“我这次往北方去，所主张的办法，一切均和段、张的利益相冲突，大家可以预料我很有危险，但我是为救全国同胞，为和平统一，为开国民会议而去冒这种危险的。”
遂不听众人相劝，而北上决心却愈坚。孙中山又与冯玉祥代表马伯援相谈，并向马讲了北上之决心。马当即电告于冯。
是日，孙中山要汪精卫、马超俊等先行北上。由于军事原因，津浦路已不能通行。而由上海抵天津的轮船，两星期内已无头等舱位。孙中山急欲赴津、京，遂决定由日本绕道赴京。21日晨6时45分，偕夫人和马湘、戴传贤等登上日邮船“上海丸”赴日——此为孙中山接受李烈钧建议，绕道日本，并了解日本对华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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