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化是解决大顺现在普遍贫困的最终良药，但任何事情的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。
有时候，围绕着一个长远的目标，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进两步、退一步的。
后世尹里奇说过，左的幼稚病问题。
实际上，这个类似的问题，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，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。
这种情况，可以称之为资的幼稚病，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。
法国的重农学派就是个典型。
不是说自然秩序、国内市场、世界市场、无形之手这些东西不好——好不好是相对来说的，相对于法国的旧制度，肯定是进步的。
而是说，步子迈的太大，扯着蛋倒是小事。
更大的问题是步子迈太大，就67年重农学派对法国粮食危机的“等待自然秩序调节”的表态，只能说他们没被法国的底层挂树上，那真是命大。这会激起非常剧烈的反对，甚至达成某种物极必反的效果。
仿佛，不考虑现实，只要全面自然秩序，一切就好起来了。而如果没好起来，那肯定是秩序不够自然。
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幼稚病，并且这种幼稚病一直延续。并且，很可能达成物极必反、月满则亏的效果。
大顺现在面临的问题，也有些类似。
这个问题，就是大顺实学派的工商业的幼稚病。
具体情况，具体分析。
刘玉没出走之前，是大顺的工商业起步艰难，所以要不惜代价地维系工商业的发展，让他们成长起来。
而现在，情况和当时已经完全不同了。
的确，当时刘玉是说过，工商业发展是解决大顺普遍贫困的终极解决方法。
但是，这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要慢慢解决问题，而不是直接来个资的幼稚病、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，直接搞炸了。
大顺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，这种不一样不是诸如什么人种、民族精神之类的玩意儿。而是基于物质基础、历史条件的不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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