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临风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指节泛白，血色从掌纹间褪去，像被抽走的烛火。
手机屏幕上，1996年的合影里，周德海搭在许国强肩上的手还带着温度——阳光斜照在厂区门口，两人肩并肩笑得坦荡，衣角被风吹得微扬，仿佛能听见快门按下时胶片机“咔嚓”一声轻响。
可墙上许国强的照片被挖去的眼洞正漏着风，冷得他后颈发紧，汗毛直立，仿佛有细针顺着脊椎一寸寸往上爬。
他调出两人的电子档案，鼠标滚轮滚动的声音在空荡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，像秒针在寂静中滴答——许国强是仓库管理员，周德海是装卸工，同组三年，考勤表上连请假日期都重叠过七次。
指尖划过屏幕时，那行数据像烙铁般烫人。
直到1996年10月，许国强的离职申请单突然跳出来，户籍迁出记录紧跟着，而一个月后，第一起小卖部命案的现场照片就压在了档案最底层。
泛黄的相纸上，血迹已干成暗褐色，但江临风仿佛仍能嗅到那股铁锈般的腥气，耳边回荡着警员低声的“人没了”。
“送货工……”他喃喃重复着案卷附录里商户登记表的潦草备注，“被围打的送货工。”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，90年代的纸质笔录扫描件在屏幕上一页页翻过去，终于在某张皱巴巴的商户情况说明里，看到一行褪色的蓝黑钢笔字：“有个送货的工人被几个店主围在店里打了一顿，说他偷烟。”墨迹晕染处，仿佛还残留着当年纸页被汗水浸湿的褶皱触感。
手机在掌心震动时，他几乎是扑过去接的。
“芳姐？”声音沙哑，像被砂纸磨过。
“查到了。”芳姐的声音带着熬夜的沙哑，背景里传来微缩胶片阅读器的“咔嗒”声，清脆而机械，像某种倒计时的齿轮在转动，“96年8月12日，便民烟酒行的治安调解残页。周德海被三家店主扣了三小时，推搡殴打，厂方领人——签字的是许国强。”
江临风的呼吸顿住了。
许国强的名字在手机屏幕上跳动，像根细针戳进他太阳穴，每一次闪烁都牵动神经。
“领人？”他问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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