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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德刚说：“如果游行之后，大旗卷起，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，实在不值几文。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，那他便一无是处。连做个《水经注》专家，他也当之有愧。”
听了这样的话，如果有谁说，唐德刚打心眼里看不起胡适，那他肯定是错了。其实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，不是一般的高。
1977年，唐德刚《胡适杂忆》中对胡适的评价是“当代的第一人”：
“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，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，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，他既未流于偏激，亦未落伍。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。……开风气之先，据杏坛之首；实事求是，表率群伦，把我们古老的文明，导向现代化之路。
“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，群贤互比，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的第一人！”
１９７年，唐德刚在《胡适时代，卷土重来——胡适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》中，称胡适是中国的“自由神像”：
“由于胡适的倡导，胡适的坚持，胡适的执拗，终于我们东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，在神像上点火的代有其人，而让人顶礼膜拜的却永远是这座神像。这神像高举火炬提出四大号召：（一）言必有据的“科学”方法；（二）以“人权”以“健康的个人主义”和多党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为基础的“民主”政治；（三）反对流血革命，安心于一点一滴改革实践求真理的“实验主义”；（四）以富强康乐的“美国模式”为今后改革的目标。
简单地说，就是他所谓胡适的四大信仰：科学，民主，实验主义，美国模式。再简单一点说，就是民主与科学。这是说胡适划时代的基本思想，也是他为中国指明的方向，现代化的方向。他说五四所开创的时代可以说是“胡适时代”。他看到大陆思想解放，台湾解除戒严，所以说，“胡适时代”卷土重来了！
“１９９０年，唐德刚在《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》，又有了新的说法，说胡适是中国古往今来的百位文化伟人之一。
他说：“近百年来现代西方各种新制度的挑战之下，我们传统中国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。我需要一个适合“现代”的新的民族意识，和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。在寻觅这个新意识、新方式的无数贤达之中，适之先生实在是一位最全面，也最有成绩的，继往开来的大师。因此这个“胡适的幽灵”，今日还在海峡两岸，大显其圣。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，恶魔所惧的最大神灵。对这座偶像，我们应该焚香顶礼到底。”
他特别强调，中国因为没有上帝，所以“圣贤”的作用特别重要，他们的思想对民族文化影响最为深远。这也就是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在唐德刚看来，在这个世界走向中国，中国走向世界的大时代，最能继往开来的正是“充分世界化”的胡适之，不是别人。
1950年4月29日，胡适的老朋友、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，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胡适。信中介绍解放后北京各学校和学术界的情况，“很诚挚的”劝告胡适“正视现实”“幡然觉悟”，“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”，批判“过去所有的学识，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”。
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《人民日报》上，不久，又转载于香港报纸，6月间便有英文译本传到各地。
胡适得读以后，引发了“考据癖”，考来考去，陈垣“从来不写白话文”，信中有关书信日期又有错误，故断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别人借用陈垣的名义假造的。于是1950年1月9日，胡适作《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——跋所谓〈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〉》，发表在台北的《自由中国》上。
胡适此文全文如下；
在民国卅八年五月里，香港的供馋挡报纸上，登出了一封所谓“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”。
在六月里，这封信的英文译本也在香港传到各地。
这几个月以来，这封“公开信”时常被供馋挡人或他们的同路人引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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