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章 丧父与袭爵：十五岁的国公 (第1/3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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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十七年的春天来得晚。南京城里的柳树才刚抽芽，我爹就倒下了。

起初只是咳嗽，御医来看过，说是风寒，开了几副药。爹喝药时皱着眉说：“这药苦得邪乎。”我当时还笑：“良药苦口嘛。”

后来想想，那药确实苦得邪乎——苦得像是把黄连、苦参、龙胆草一股脑儿全熬进去了。但我不敢说，因为开药的是宫里来的王御医，朱元璋亲自指派的。

爹卧床的第七天，我开始替他处理一些简单的文书。曹国公府的账簿、田庄的收成、军中旧部的请托……堆了半张书案。我坐在爹常坐的那把黄花梨木椅上，脚还够不着地，得垫个绣墩。

李诚在旁边磨墨，磨着磨着就抹眼泪：“少爷，您才十五……”

“十五不小了。”我低头看账本，其实心里慌得很。那些数字在眼前跳，像一群不安分的蝌蚪。

三月初九那晚，爹突然精神好了些。他让我扶他坐起来，靠在枕头上，窗外的月光白惨惨的，照得他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。

“景隆。”爹的声音很轻，轻得我要凑近才能听清，“去把门关上。”

我关好门，回来坐在床沿。爹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冰凉冰凉的，握住我的手。

“有几句话，你记牢。”爹说一句，喘三口，“第一，袭爵之后，谨事陛下。咱们李家能有今天，全靠圣恩。这恩，得用一辈子还。”

我点头，眼泪掉在他手背上。

“第二……”爹的眼神忽然变得复杂，“善交燕王。”

我一愣。爹以前总说“皇家的人别太亲近”，现在却说“善交”。

“燕王雄才，将来必有大作为。”爹的手紧了紧，“但你记住——交是交，忠是忠。交情归交情，本分归本分。切不可混为一谈。”

这话我当时没完全懂。后来在靖难的那些日子里，我夜夜琢磨这句话，越琢磨越觉得爹早就看透了一切——他知道朱棣会起事，知道我会被夹在中间，所以给我指了条最险的路：既要交，又要忠。

“第三……”爹的声音更弱了，“你性子柔，心肠软。这本是好事，但在朝堂上……是祸根。该硬时，得硬起来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，闭上眼睛，胸口起伏得像破风箱。我喊李诚去叫御医，但爹摆摆手：“不用了。该来的，总要来。”

御医还是来了，又是那个王御医。他把了脉，开了方子，说了些“静养为宜”的套话。我送他出门时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躲闪：“小公爷节哀。”

我那时不明白，人还没死，为什么要“节哀”。

第二天清晨，爹走了。走得很安静，像睡着了。李诚扑在床边嚎啕大哭，我却哭不出来。我只是坐在那儿，握着爹已经僵硬的手，想着他昨晚说的三句话。

十五岁，我成了孤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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